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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远方… 201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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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远方…

---“天下填四川”旅游开发悲歌行之二

严世华

“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

正如大诗人李白屡次写诗所绘,成都当时的空气新、环境美,一点尘埃都没有;夏不热、冬不冷;处处胜长安。的确,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当时成都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而四川的命名,正是在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将川陕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简称四川路,至此始有“四川"之名。至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抗蒙军粮也占1/3。也就是说,巴蜀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于两宋时期,当时的宋代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

然而一场蒙古大军灭宋的战争,把这一切都毁灭了。战争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南宋时四川人口总数已达上千万;到了元初,竟锐减至60万。代元而起的明朝,好不容易重整山河,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即使这样,也还没有达到宋朝的顶峰水平。

那是一场怎样的毁灭性战争呢？

●腥风血雨,惨无人寰,悲壮激烈,坚持近半世纪的四川军民抗蒙“论持久战”

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南宋抗蒙战争,称的上是“血洗四川之战”。此前,1234年六月,蒙古决定侵宋,兵分三路大举南侵;当时的南宋王朝偏安临安,坐拥长江天险,蒙古军队叱咤风云,却对隔江相望的南宋王朝无计可施;当年蒙古军即决定先攻四川,谋图自蜀顺江而下,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攻宋;“蜀道难”的四川多深溪大川,蒙古骑兵在这里依旧占不到便宜。

1235年,蒙古军由大将阔端率领,兵分三路攻四川。四川边防久经金军侵扰,早已是破败不堪,防御空虚。同年,蒙古军攻入凤州（今陕西凤县）,进逼沔州（今陕西略阳）,各州相继沦陷,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未战先怯,仓惶出逃,竟一连退至夔门（今四川奉节）,以致蒙古军长驱直入,沔州迅速沦陷。阔端招降素有“秦、巩之豪”之称的金朝遗将汪世显,又结交对蜀道了如指掌的回回、西夏十八族,实力更是有增无减。1236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大举攻蜀,宋将曹友闻率部扼守阳平关,“喋血十余里”,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守军全军覆没,自此,通往四川的门户已彻底被蒙古军打开。

同年,蒙古军沿金牛道南下,经利州（今广元）进逼成都,成都缺兵少粮,周围又无城邑相倚,已成为一座孤城。十月,蒙古军攻入成都,成都知府丁黼被射杀于城西“金花街菜园田中”。蒙古军继而兵分四路,深入四川腹地掳掠;消息传来,诸州无不惊惶失措,“不四旬而东、西两州从风而靡”。这一年,四川五十四州被攻破,仅泸州、合州得以保全。蒙古军入蜀,一路烧杀戮掠,四川诸州遭此浩劫,已是满目疮痍,生灵涂炭;昔日都邑成为瓦砾,过去良田颗粒无收。成都人口最为集中,损失尤为惨重。南宋将领贺靖后来在蒙古军退兵后入成都,清理出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则无法计算。幸免于难的蜀人四处逃亡,四川各州的人口“十丧七八”。

蒙古军此次入侵四川,仅以掠夺杀戮为主,并未就此占领四川。阔端在攻破成都之后,即率蒙古军主力返回河西,留下元帅塔海在四川骚扰。不久,蒙古军全线退出蜀地,仅在兴元（今汉中）、沔州各留五千人戍守,作为再次进攻四川的基地。蒙古军的暂时退兵给四川百姓以喘息之机,宋朝官员召集逃难的蜀人回川耕作,荒芜的蜀地这才逐渐有了人烟。不过,蒙古军虽暂时撤出四川,对四川的侵扰却从未停止,蒙古骑兵轮番对成都等州县进行疯狂的洗劫与屠杀,并再次攻破成都,俘虏宋朝守将陈隆之,掳掠大量百姓而返,蜀人的生活依然极不安定。泸州、合州是蜀人仅存的避风港,1234年以后,蜀地流民、溃败的士兵纷纷蜂拥入泸州,流民居无定所,士兵借寻家小为名,侵扰当地居民,整个泸州城一片混乱;然而,祸不单行,1236年,一场大火突临泸州城,城内房屋相邻,瞬间化为焦土,百姓躲避不及,葬生火海者不计其数,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四川边防日益困顿。

1242年,南宋名将余玠立下“手挈全蜀还本朝”的誓言,自告奋勇来到四川,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四川防务。余玠效仿诸葛亮治蜀之法,“集众思,广众益”,在蜀地张榜招贤,遴选守臣,惩杀溃将,整顿军政。而在余玠入蜀一年前,随着成都、嘉州（今乐山市）的相继沦陷,失去屏障的泸州最终也难逃城池破陷的厄运。《宋史》记载,成都、乐山失守,阵亡者不计其数;蒙古军队攻占泸州,见人则杀,泸州一时尸横遍野,见者无不寒心。蒙古骑兵剽悍勇猛,一般城池根本无法阻挡其冲击力,鉴于此,余玠决定将城池依山而建,扬长避短,以地形克制蒙古骑兵,合州(今合川)钓鱼城,泸州神臂城便是在此种形势下修筑而成。钓鱼城高二十仞,东南北三面皆为江水环绕,山峰层峦叠障,陡峭无比,易守难攻。1243年,蒙古军再次攻蜀,在余玠率领下,宋军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在大渡河俘虏蒙古军将领秃懑,一扫过去颓败之态;余玠还一度率军北伐,与蒙古军大战于兴元（今汉中一带）、文州（今甘肃文县）,余玠治蜀10余年,蒙古军一直未能占到半点便宜。1251年,蒙军那边传成吉思汗病逝,蒙哥即汗位,这本来对南宋的抗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但“宋君多误国”。1253年,宋理宗却听信奸臣谗言,下令解除余玠兵权,召其回朝,余玠饮恨自尽,蜀地百姓无不悲泣。随着余玠的冤死,蜀地士兵群龙无首,原本已臻完善的四川防务大有支离破碎之势。蒙军正好趁虚而入。1256年,蒙哥御驾亲征,诸路蒙古军马集结四川,蓄势待发。次年, 狞蒙古军攻占剑州苦竹隘（今四川剑阁）;同年秋,另一支蒙古军队占领成都城,只用了七天便重新筑城,委派官员“管领新旧军马大小事务”。南宋朝廷多次派兵力图光复成都,却先后为蒙古军所败。蒙古军立足成都,相继攻陷彭（今彭州）、汉（今广安）、绵（今绵阳）等州,南宋朝廷苦心经营的四川防线迅速土崩瓦解。

1258年4月,蒙哥领兵4万沿金牛道而下,兵临阆州（今阆中）城下,南宋守将杨大渊开城投降;不久,蓬州运山城张大悦、宋大良城蒲元圭也先后投降,蒙古军不费吹灰之力即攻至合州钓鱼城下。可在钓鱼城,蒙古军骑兵优势无法施展,遭到入蜀以来最顽强的抵抗,先锋汪德臣率军攻城,为宋军击伤死于军中;大汗蒙哥亲自督战,不意为炮风所震,于次月病故,临终前留下遗诏：“赭城剖赤”、“尽诛之”。大汗的惨死激起蒙古军疯狂的报复欲望,蒙古军队护送蒙哥灵柩北归,见人则杀,沿途惨死者竟达2万余人。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南宋悍将刘整扼守神臂城,蒙古军的几次进攻均为宋军打退,四川战场逐渐趋于缓和。然而,几年前余玠的悲剧却又“换汤不换药”地在刘整身上重演。刘整原籍京兆樊川,入蜀后屡立奇功,步步升迁,素有“铁胡孙”美誉,南方籍将领心怀嫉妒,视之为“北人”;而在一片赞扬声中,刘整也不把上司放在眼里,矛盾日益激化,最终招致排斥。1262年,走投无路的刘整以泸州15郡30万户投降蒙古军,泸州遂再次为蒙古军基地。自此,四川六十余州大部分归于蒙古军囊中,南宋王朝在四川战场只剩“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1271年,忽必烈建元朝;8年后,合州守将王立降,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四川抗蒙斗争宣告结束。

伴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结踵而来是清算的开始,蒙古军苦于四川久攻不下,再加上蒙哥大汗留下过“尽诛之”的遗诏,于是即大开杀戒。据统计,四川被蒙古人屠杀后,人口由1300万锐减到60万;各州的人口“十丧七八”;仅泸州、合州得以保全……

●四川多灾多难,若蒙对宋是天下已治蜀未治,那后来则是天下未乱蜀先乱

最终,“天府之国”——四川这个南宋坚持抗蒙空前激烈的唯一主战场,在"蜀亡则宋亡"之叹息中,以牺牲一个蒙古大汗和坚持抗战近半个世纪的代价,在延缓了南宋朝廷的败灭寿命之后而亡。事实上,这句叹息应当换过来讲,即“天下已治蜀未治,天下未乱蜀先乱”。

纵观四川历史我发现,但凡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新旧政权交替之季,皆可用上这句至理名言,它像治国安邦的秘笈,其实这句话可谓直击要害。

因为四川虽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自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难攻,粮草充足,因此每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竖立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或进入无政府状态；而当天下已定,硝烟散尽之时,这块窝在山地里的盆地尚未被纳入统一的版图,需要统治者尽最后的努力来收复它。就说当初满清政府入关以后,凭借着强大的武力把明朝政府赶下了历史的舞台,广大中原的版图已在它的统治之下,然而趁着明末战乱却“冒出”了一个揭竿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他率领着数十万大军躲入了四川;清政府打扫完中原战场以后,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平定张献忠义军的事情上来;使明末清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蜀中的战乱尤为惨烈,不光有清军和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搏杀,同时还有满人和汉人、地主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杀掳,的确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而到了清末,朝廷只因当初没把“先乱”的四川保路运动放在眼里,只是抽调湖广的二千清兵去镇压一下罢了,这一“抽调”可要了命,造成湖北军力吃紧,引发了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及至民国建立,蜀中又呈现出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局面,无数大大小小的军阀像地里长出来的蘑菇一样,通过各自的手段迅速武装起来,试图称王称霸和割据一方。“委员长”蒋介石对这一局面也伤透脑筋,虽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最终也未把四川地域的军阀与袍哥们收拾干净。

故许多帝王都以此为戒。隋文帝就曾说过这么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巴蜀险阻,人好为乱。”因而他便分封他的第四个儿子杨秀到成都做蜀王,以此来加强他的统治。到了明朝,朱元璋同样把他的儿子朱椿分封到成都来当蜀王。清朝政府对蜀地的当初控制的依然很严格,曾营建“满城”,派遣忠实的八旗子弟前来镇守,以防这里作乱或形势吃紧。说到这段有个疑问,有人经常在有关清朝的书籍、文章或影视剧上看到“兵”和“勇”二字,但很多人对这两种标志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史载,“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这些都是大清的正规军,直接隶属皇帝,八旗兵为世兵制,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绿营军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而建立的汉人组成的汉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也叫绿旗兵,简称营兵。八旗军同绿营兵虽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卫国,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朝廷的定制,八旗兵大部分卫戍京师,为国家精锐部队,掌管京师安全;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清代大军都是绿营兵。“勇”与“兵”相比就是后娘养的了。雍正、乾隆之后遇有战事若八旗兵和绿营兵不足则就地取材临时招募乡勇组成军队战事完后立即解散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兵制发饷粮定为勇营。从此 “勇”基本代替了“兵”成为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勇营是拿国家饷的私募武装,所谓“兵为将有”,士兵和军官只忠于自己的长官,不直接效忠皇帝。

回过头再说,为什么要在成都修城驻军？这种传统若追根溯源,其实是从秦朝就开始了。秦灭蜀国后,秦政府曾经派遣宰相张仪到成都修建秦城,城里全部住的是秦国的士兵,他们害怕蜀国的残余势力兴风作浪。所以,“蜀”既有它阴柔美丽的一面,同时又有它血性刚劲的一面,这或许就是唯物辩证法矛盾的既对立又和谐统一的特征吧。以至于灭宋后,到了元初,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蜀民或死或逃,州县减并过半。元政府为加强统治,或许是吸取了历来“天下未乱蜀先乱”的教训,采取“掺沙子”的方式,迁入以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为主的军队,并派军民到四川屯田。后来他们逐渐形成保安族,在四川、陕西等地迁至青海同仁一带,以驻军垦牧形式住在同仁境内,由隆务河两岸的“回回”人为主发展而来的。以后的穆斯林蒙古军兵,虽仍属军户,但要娶妻生子,立业成家,逐步向民户转化,这些便是保安族的“先民”了。明初,朝廷在其地置“保安站”、“保安操守所”招募士兵戍边,并筑“保安城”加强对周围地区屯田事务的管理。至于民间,元初就已有西北流民入川。有学者考证,至今仍有西夏遗民(党项羌)的后裔生活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区,他们仍保留着一些独特的信仰传统,如白石崇拜、树神崇拜等。此外元末还有不少湖广、江西农户流入川东,甚至还有部分河南、山东的移民,使得蜀地民风自东向西带有“楚风”。

这其中“江西农户”的入川现象,格外令我注意。因为我的祖上也是从江西移民到湖北的,听老一辈讲现在江西那边还有亲戚,但已很少往来。又听现今已80多岁的大伯说,先祖曾是江西德安府的知府。述者无心,闻者有意,原以为这只是传言而已。有一次,偶然看到湖北省云梦县潘家窑潘氏支谱记载“道本公,佐林公之幼子,季孙公八十七世孙,妣张氏,子三:应佐、应书、应太。公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由江西德安府麻城筷子街与其兄弟过籍荆楚云梦泽居住;公居潘家窑,为潘家窑之始祖。”果不其然,得以证实。由此引申出了一个“麻城过籍”的说法,即大批从江西安徽来的移民到麻城后,他们长途跋涉中,先在湖北麻城浅居一时,稍作安顿、歇息再移居他地或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故约定约成。

可是当初我的祖先们为何要从江西移民到湖北？随着研究与考察的深入,这段历史渐渐浮出了水面。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避乱、避兵入蜀"的情况。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孝感籍将士入川作战;闻此,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后朱元璋立国,于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灭了大夏。侥幸活下来的孝感人留在了重庆,再没回到故土。

传说朱元璋当皇帝后,他的各派系纷纷前往南京向他庆贺。他疲于应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马要按顺序依次进京。当他听说有队人马到了长沙,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误传为“血洗三天”。结果长沙遭到大屠杀而人烟稀少。多年后大批从江西过来的青年男女,到长沙安居乐业,繁延后代,长沙人自此称江西人为“老表”,以视江西人为亲戚。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另外由于当时的两湖尤其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报复曾为对手陈友谅筹粮扩军的湖南人,登基后(1364),便对湘潭、湘乡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他统一长江流域之后,发现由于战乱,"湖湘之间,千里为墟,驿驰十余日,荆棘没人,漫不见行迹";于是在洪武1368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抽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而两湖家族中有50％是明洪武年间从江西迁来又入川。朱元璋统一了四川后,次年户部统计四川户数仅84000户,只有40余万人,约占宋代四川人口的1/20。到1381年,四川人口由60万上升到180万,这其中湖广移民占了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谈四川的移民史中不厌其繁,插入这样一段历史？这是因为——

●世人皆知“湖广填四川”,但知其然,而不知先有“江西填湖广”之所以然

也就是说,先有“江西填湖广”,再有了“湖广填四川”;前者是因,后者为果。

“江西填湖广”怎么讲？首先“湖广”,到明代是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才将湖广分为湖北、湖南两省,又把这两省的总督叫做湖广总督。湖广曾流传的民谚中有许多这样的生动传说。比如:不少湖北、湖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被解释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故现在人走路还有背着手的习惯,而途中要方便,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后来发生的“湖广填四川”有两大历史背景:一是湖广邻近四川,四川盆地地广人稀,物产富饶,自然吸引了邻省流民;二是湖北、湖南地区农民起义在宋、元、明、清前期发生较多,明清统治者就有意识地将湖北、湖南地区人民迁出本地,使之与四川人民杂居,不易联合起来造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邻近湖广的江西是个地少人多的省,其人口又自然拥入湖广.因此,清末学者魏源在所着的《湖广水利论》中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而且至今在湖北、湖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就会发现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区,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即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以两湖移民来源为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即现今不少湖南与湖北人身上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有“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为证。例如,胡耀邦祖辈世代原居于江西省高安县伍桥镇浯塘村,约在明朝万历晚期,他的先人胡允钦携家眷离开江西故土,来到湖南浏阳中和乡西岭定居（即现在故居所在地）。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很确切,有“空”则填嘛。这些江西移民大都出自今南昌、德安、丰城、九江、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江西境内现存两大重要移民点遗址,鄱阳的瓦屑坝和南昌城里的瓦子角。前者瓦屑坝,是江西移民填湖广非常重要的移民集散地,它位于现今江西省波阳县一个叫瓦燮岭的地方,当年是鄱阳湖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水运码头;于是,当朝统治者将瓦屑坝作为一个移民集散地,大量征集我国现东南地区的百姓,到这里集中,然后通过水路,移民湖广。

而后,因江西移民的超量涌入两湖,使当地的人口压力满负荷,致使江西等省移民迁徙到两湖后,又有不少人向西（包括湖广人追随）入川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即早在“湖广填四川”之前——明初1368年“江西填湖广”时就已有赣人入川了;也就是说,“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是与赣人入川同时进行的;而且这些江西移民偏爱小贸易且天分很高,故对当地土著四川人不喜经商,守着几亩薄田,专事农桑,街市也多是商业萧条,物资匮乏的状态构成竞争与冲击;若翻阅一下这些移民的族谱,会发现他们平时农耕,闲暇时则做一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流寓之民,多事商贾”,亦农亦商;乾隆年间,入川经商的移民明显增加,四川各州县普遍的商业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移民之功。当然,这些江西移民还为川菜的形成也做出巨大贡献。当初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大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大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四川人的“程度”要差一些,爱好用花椒“勾兑”过的“麻又辣”。这种口味的引入就与江西移民的到来有关。

我也听说过一首“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斗不过一个江西佬”的歌谣,当时不解其意。如今终于明白过来,此歌谣一是指江西佬为湖北人祖先,二是点出了江西老表经商的厉害。当时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有歌：“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民间的位置。当时长沙最著名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银号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不过,初入湖南的赣人与当地也是时有冲突的。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往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湖南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感到受了凌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议报仇雪恨,此后也起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朝廷,在天子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和谐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而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由赣人经营,那时就享有“无赣不成市”之盛誉,在国内十大商帮列为“江右帮”。这些迁徙四方的江西商人们有一个特点,只要完成了必定的原始积聚,就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因为在他们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应当忘不了赣人神祗“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故凡是江西移民留有足迹的不论京都,还是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从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

恰巧,这几天我漫步在以清代建筑风格场镇老街、呈“一街七巷子”格局为主的洛带古镇上,这里三国蜀汉时建镇,传说因蜀汉后主刘禅的玉带落入镇旁的八角井中而得名。来到镇上的江西会馆,据介绍,它于清乾隆１８年(1753年)由江西籍客家移民筹资兴建,供奉赣南乡贤神祗“许真君",又名“万寿宫”;位于镇老街中街,座北朝南,占地面积1185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乐楼、厢房、天井等……感触颇深。

在这里,还耳闻了一个江西移民入川成功创业的故事。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江西大旱,陈发光只身一人来到成都,终日走街串巷,以卖药为生;后来,他来到移民聚集的湖广馆街,在空地搭了个棚,摆摊卖药。陈发光卖药讲究诚信,身上随时带着秘方,白天卖药,回来就在棚里配置药丸,春来秋往,手头逐渐有了积蓄,遂花银子将街口地皮买下,斥巨资修了一个药铺。至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他的同仁堂风风光光地在湖广馆街开张;此时,距陈发光入川已有40个年头;当年的湖广馆街,就是如今成都的东风路二段。1925年,春熙路建成,省外商家纷纷在此开设商铺,北京同仁堂也准备开设分店;但成都同仁堂与它虽同名,彼此却无瓜葛;相反,成都同仁堂听说对方要开设分店,认为同业不能同名,并提出诉讼。这场官司令地方官颇为为难,无法宣判,一直打到了当时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大理院做出判决:成都同仁堂成立时间早于北京同仁堂,在成都经营在先,故北京同仁堂改用“达仁堂”在成都开设分号;这起官司使同仁堂在成都名噪一时,就连郊县农民到成都赶场,也要到同仁堂购买膏丹、散丸，视若珍宝。当时,成都有个歌谣是这么唱的：“同仁堂,药最良,惊风丸,过山香。白痧药能开七窍,金红二丹急救方。人马平安离不得,黑白膏药治恶疮。膏丹丸散医百病,老少不欺一言堂。”由此可见同仁堂的名气,今天仍有许多成都老辈子对同仁堂的膏丹念念不忘。这说明当初陈发光眼光独到,懂得创立商号和树品牌而暴富……

由“江西填湖广”,再至“湖广填四川”,或许用一位出自四川伟人的家族迁徙的轨迹,来铨释这段悲壮移民史是最好的注脚。邓小平祖籍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很巧,毛泽东的祖先,也是从这个地方吉水县八都镇毛家村迁出的;这里还出过欧阳修、文天祥的庐陵,看来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后迁居湖北麻城,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四川广安县。（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该书上卷第23页）而且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时,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原籍江西的邓小平祖辈,很可能也是从湖北麻城移民去的四川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