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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梦中的家园 201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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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梦中的家园

---“天下填四川”旅游开发悲歌行之五

严世华

地利、天时、人和,此三者皆备,使湖广（鄂湘）移民入川后必然捷足先登。

一是鄂湘距四川有长江水道交通地利之便;二是川鄂习俗相近文化易认同形成人和之优;三是鄂湘移民擅长种植,尤其开荒,并引进了中原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与当时朝廷招募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垦殖相吻合,恰逢天时之缘;这也就造成同为外来移民填四川,湖广人独领了城镇之风骚,而客家却只得居住乡村,使这两大族群在四川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移民文化。湖广文化属于嫁接型,重点在于把原乡文化嫁接于巴蜀文化上,最终体现的是文化的融合,原乡文化的传承成了支流,很快“他乡”就成了“故乡”;而客家文化则属于移植型,重点在于对原乡文化的移植或重建,体现出独立性、封闭性和保守性,原乡文化的传承成了主流文化,它具有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情结,表现出移民离开祖居地之后对原有文化的眷恋。。

再从历史条件讲,清康熙20年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安定,客家人才开始大规模涌人四川。可至雍、乾年间掀起全川大规模移民浪潮之际,由于川西平原北、西、南三面的好田好土,已被捷足先登的湖广人抢先占耕,只剩下成都龙泉山西边一大片荒芜的次田次土有待开垦。于是,西进的客家人,只能在历史为他们准备的这个生存空间里创业。除此之外,他们已经别无其他的选择。随后,人口繁殖,人口增加,形成村庄和集市,残破的四川很快恢复了生机,偏僻的川西南地区也是“男携女负,十百为群,不数年新户增至八九千家矣……或梯山作田,或滨河而谋产,垦地焚林,其利十倍,莳菸种蔗,其得百倍。”从移民地名看,明清移民对迁入地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移民“梯山作田,垦地焚林”,,因而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但继续走的是传统小农自然经济发展模式。

●满目尽楚街,湖广人改变了四川城镇;问我祖先在何方？湖北麻城孝感乡！

当初的湖广移民,尤其是麻城人第一批来到四川后,他们早在明朝初年,600年前就背着包袱走向四川,到清代,又一批麻城人顺着祖先的足迹而来,在长达两个王朝的迁徙中给巴蜀送来成千上万张新面孔,孝感如同一曲磅礴的交响乐一般,影响甚至重新定义着四川的人口、物产、交通、邮政、商业、建筑:湖广人与外省移民和四川土著杂居、婚姻、融合,成为了“新四川人”的主体;这些麻城移民将湖北的红薯、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传至四川,同时也促进了四川的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进而使人口增加,经济也慢慢发展起来,如重庆的百涛区陈家嘴、綦江百涛区罗家沟和涪陵珍溪区新湾:“相传明末湖广移民形成的村落,后发展成集市。”湖广传统的民居、会馆建筑艺术也由此而被带入了四川。清代大足、渠县、射洪、建宁、中江沿线皆有湖广会馆,一直延续到了成都,会馆修建在县、镇中心,中间是戏台,馆内雕刻着戏文、历史故事、历代圣贤,庞大的建筑群融入了历史、戏剧、宗教、儒学等诸多元素,湖广会馆旧时供奉大禹,故又称为“禹王宫”;四川的其他省的会馆,一般以宫命名,广东会馆又称南华宫,供奉南华六祖;福建会馆也叫天后宫,供奉天后;关圣宫也不例外,是清代陕西商贾修的会馆。在地方志中,会馆往往放置在坛庙、寺观名目之下,看管会馆的,也多是和尚、道士,会馆与宗教,着实如同文化史上一对孪生兄弟一般。

即使是上川之路,也同样是四川的“会馆之路”,承载了移民太多的乡愁与情感;当麻城商贾在会馆中谈笑风生话家常,欣赏着戏班子在戏台上卖力地演唱时;眼见其他省份的移民这才背着行囊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而触景生情,于是麻城人愈发感到乡情的重要,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四川诸州县修建了众多会馆,因供奉药王孙思邈和财神赵公明,会馆也称为帝王庙。遗憾的是,清末、民国年间,四川的会馆往往被改为学堂、住宅,曾经遍布四川的帝主庙慢慢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久而久之,清代中叶的成都已俨然是个购物天堂,想买何种商品,成都人皆有好去处;若买水果、鲜鱼虾、鸡鸭,则到湖广会馆;若买菜刀、锅等铁器,则去广东会馆;若买丝线,则去江南会馆。尽管如此,仍有词云:“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

我发现,成都不少地名都带有一个“场”字,什么青龙场、万年场、文家场……这里的“场”,即指场镇,清代初年四川人口稀少,自然也无太多场镇;湖广（鄂湘）移民入川既增加了四川的人口,也使境内场镇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最盛时达到了3000余个; 如今像五凤溪半边街的清代街房,洛带古镇沿街的清代铺面,仍能依稀感到曾经有过的商业盛况。旧时四川人极好赶场,每逢赶场,农民肩挑背负,小贩、商人也蜂拥相聚,一次赶场,动辄有上千人参加,一般每旬赶场三次,多的每隔一日便赶一场,如同仪式一般,成为川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场镇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移民史料,可以说,场镇是湖广人填四川的活化石。

若细看四川这些场镇建筑,是否更象湖北麻城的孝感乡？太多用孝感明清时代老地名中所含字:洪、龙、凤等字特多;而且都以姓氏打头,结合地貌,径叫湾、河、坝、桥、墩、山、坡、畈、街、店、集、井、屋、垸（院）等,如李家湾,范家大院。民居又多是土木或砖瓦结构,穷人是木板门面,鼓皮,泥壁;殷实富户的府第,粉墙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木质绣楼;简直与孝感一样,仍然以方（长）形天井为基本单元,几重几进,粗大的木柱,玲珑的窗棂,工艺精湛的木雕、砖雕、石雕、石磉磴,高大的山墙（封火墙）。穿斗式屋架,列架直承檩子,并与墙体同面,适应不同的正负零（等高线）,依山就势,随高就低。穿行在参差错落的老街,寻踪于曲折幽深的小巷,脚踏铺满青石板的街面,几百上千米长的宽檐街廊,古风依旧,气象森然,恍如置身于孝感的小河等偏僻古镇。如彭山县青龙场,是一个物产丰富、商贾云集的商业大镇。场镇又是紧靠岷江和成嘉公路的水陆码头,交通十分方便里,市面非常热闹非常,每天都有运货的车船来往。三里长街,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市面繁荣。其柏木桥李家的家庙叫杨泗庙,杨泗将军是一个湖北人十分敬畏的神,所以两湖和四川各地都修有杨泗庙供奉杨泗将军。每逢阴历六月初六,湖北四川各地还有做杨泗会来为杨泗将军做生的习俗,请道士做法事、打醮、搭台唱戏办庙会,十分热闹。故清人有吟庙会的诗曰：“清凉春色雨中多,杨泗庙前拜华陀;泡影幻尘等闲看,桃花流水待如何？”当地人先祖多来自湖北麻城,故家庙名杨泗庙自不为奇。

再瞧瞧四川人的日常习性也与湖北人同出一辙。如饮食习惯,家家喜好腌制泡菜、酱豆（豆瓣酱）、腐乳（臭豆腐）、腊鱼、腊肉、咸萝卜,嗜辣,自己动手酿造米酒、麦酒、曲酒。走路打背手,吃饭端碗喜蹲着,据说是押解路上养成的习惯;春节烧香向东方朝拜。两地人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根据某人性格或身体特征,爱给人取绰号。如张泡皮、王拜子（瘸子）、范哈儿等,不一而足。川渝盆地山川水、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湖北东西南北中、张扬的码头风气,二者虽各呈表象,实则扯筋连骨。两地传统都重视教育,次尚武,最后没办法则舍得出苦力。

四川至今流行于民间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民俗,如雕花剪纸;捏糖人.原料为大米熬的糖浆;红白喜事,小孩的三朝（婴儿出生三天后洗浴）、九朝、“满月”、百日、周岁,给小孩“点红”、“抓周”（摆放文具、算盘、衣帽之类,任其抓玩,以预卜未来生计）、“做三朝”;兴“九大碗”菜,梳子肉（红烧肉）是楚风依存。况且语言上更是异曲同工.俗话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以恪守老祖宗的遗训.川楚语音总体而言,差别在音调上,话尾语气加重,好用迭字,听起来较为抑扬顿挫。蜀中民歌、川剧的曲调、旋律亦多与荆楚的皮黄、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那种苍凉婉转、悱恻缠绵的楚音余韵。四川方言,川腔楚调,不仅生动传神,明快简练,而且极富表现力、想象力和幽默感,妙趣横生;还善于说歇后语（俏皮话）,用形象的比喻道出本意,如“黄莲树下打响板——穷快活”,再如隆昌县石匠号子：“太阳落坡四山阴,冤家掉了绣花针;出门寻针是假意,偷看情郎是真心;凉风悠悠天要晴,冤家收拾要出门;晴天又怕妈不肯,落雨又怕去不成”。只有用川楚语调唱方一吐酣畅淋漓,听起来别有韵味。时至今日,四川这个“移民大省”,在历经大融合的长期磨炼、实践和熏陶,而酿就出的饮食文化、茶馆文化、休闲文化、民俗文化之佳果,无不渗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影响。至今"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浓烈的川酒、辛辣的川菜、悲怆的川剧,皆籍出楚风。可见,清代四川社会风物已深深打上主体移民——湖广（鄂湘）移民文化的烙印。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一,从四川各地移民地名统计“湖广填四川”的鄂湘籍,已占整个四川移民的80. 15%,故移民半楚,造成鄂湘在对四川移民文化的人口数量上的压倒优势;原因二,蜀(巴)楚地缘相近,易于彼此文化的交流融合,再从两地文化彼此相互影响互动的过程来看,以楚为主体移民的四川文化的地缘之便有利于文化整合和融合;原因三,自古蜀(巴)楚同尚巫风,为文化的交流与认同扫除了障碍,由于蜀(巴)楚先民长期毗邻杂居,战争引起文化交汇,通婚造成民族融合,习俗相近形成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了蜀楚文化;原因四,蜀(巴)楚经济的彼此依赖性是湖广移民文化影响的前提,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必须首先了解该地区及周边的物产(物与土)的经济生活;因为对移民文化及其风俗起制约作用的是社会的经济活动,而蜀楚唇齿相依的经济关系是荆楚文化对四川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基础,如当时有湖北清人对本地市场上所见曰：“白蜡川糖是大庄。”可见清代四川的商品在湖北地区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湖北对四川的商品具有依赖性,故四川的是“大庄”。原因五,“湖广填四川”的“半楚”与语言半潇湘是四川文化形成的标志,随着蜀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湖广移民主体性语言的压倒性辐射作用下,以湖北话为基础形成了今天四川官话的体系,一般称之为四川话。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或者区别其他文化的标准,而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的形成,是整个四川文化整合的标准,也应当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在文化层面上的结束。因此,“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同时也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川人之根确在湖北“麻城孝感乡”！据悉,在2008年12月15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政府在成都联合举行的纪念“湖广填四川”340周年,“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传出众多专家的强音:川人之根确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缘由是至今在四川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问我祖先在何方？湖北麻城孝感乡！这种强烈的祖籍认同现象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专家们认为,“湖广填四川”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而对于后世影响更大的则是明末清初的大移民;其中,“湖北麻城孝感乡”是国内八大移民圣地之一,其移民后裔现今遍布四川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地区……

●遍野见祠堂,客家改变了四川乡村;“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

而晚到了的客家移民怎么办？这些客家人,由于自身的语言文化习俗加上固守自己的族群文化的心理,以其强烈的乡土习俗和特殊的语言作纽带,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浓厚的客家族群意识,从而形成与湖广文化相对立的另一个文化群体,最终形成两个不同的族群,即湖广人和客家人(“土广东人”)。这里要说一下简州,即今简阳市,在清代隶属于成都府,西临成都平原,东控巴峡,"山峙而不险,水流而不平";是川西平原连接川中、川东地区的重要通道;当清初外省移民自川东人蜀后,在辗转向川西平原进发的途中,简州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和落脚地;而龙泉驿区,当年就隶属于简州管辖。从这里的东山地区客家人状况来看,他们的群居形态往往是通过"住山不住坝"的居住方式体现出来的.从表面上看,"住山不住坝"是出自对闽粤赣客家原乡祖地同样的生活环境习惯的恪守,但更重要的是,新的生存环境不允许他们分散在平坝居住.因为,平坝早已为湖广人所插占,在那惜地如金的平原大坝上,绝不会为初来垦荒的客家人提供聚族群居的条件.而只有东山丘陵地带才有足够的空间,为众多创业的客家人解决聚族群居所需要的宅基和土地,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另外,从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讲,龙泉驿的东山虽名之为"山",其实乃是一大片相对高差不超过50米的黄土浅丘.清代以前,这一块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川西人很少垦殖,基本上是用于墓葬、樵采、狩猎和放牧之地。

这里,土壤贫瘠,黏性很强,透气性差,严重缺水,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但当时客家人却把它视为最适合生存的乐土。原因有三:其一,这里缺水的自然环境,与进入这一地区的大多数粤东客家人(主要来自清朝广东嘉应州长乐、兴宁等地)所熟悉的生活环境极为相似,故他们抵达这里后,能很快适应周边的生活环境,从心理上克服异乡异境的陌生感。其二,迁川的客家人大多采取聚族而居的生存形态,这种居住方式在地少人稠的平原地区极难实现,而在这片浅丘地区却容易找到适合定居的土壤。其三,这一地理环境,最适合发挥客家人擅长旱地农业的优势。客家人凭借在生产工具、农作物、栽培技术和经验方面的特长,因地制宜,在发展此区经济上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当时有《竹枝词》这样描述:“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其四,西进的客家人之所以看中这块地方,还在于它紧靠省会城市成都,具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巨大潜能。因此,当历史为他们准备这片黄土丘陵的时候,客家人也从经济地理上选择了这片有待开发的热土。同样,客家即使生活与劳作于乡野,在选址时也是很讲风水的,他们认为好风水的共同模式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即背倚连绵山脉,面临平原,两侧水流曲折回环,水质清晰流汇于前,左右护山环抱,山上林木葱郁……

这些闽粤赣客家人在难以种出好庄稼的劣地上,为四川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像红薯、玉米和甘蔗等农作物在他们来之前,四川前所未闻,但被他们引种后,既扩大了农业种植面积,又使四川由缺粮变为余粮,开始外运粮食。到乾隆年间,四川在全国已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大省。不要小瞧这类农作物的功劳,它们可是华夏人口“核裂变”的关键——正是在乾隆时期(1736-1795年),中国人口数量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迅猛攀升;1741年全国登册人口突破有史以来的１亿大关,1762年人囗增至两亿,至1790年,人口超过３亿,1812年为3.654亿人。这应该归功于新的作物(明末开始从美洲传入中国的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在乾隆时期才普遍种植)和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首先,番薯（红薯、白薯）、马铃薯、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得多,番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马铃薯的产量也很高;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而麦秸、稻秆则不能作饲料。其次,番薯和玉米在北方地区,可以与冬小麦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另外,这几种农作物的引进,增加了我国农作物与土地适应性的选择范围,例如在南方不适宜种水稻的丘陵或少雨地区,那时大都当了荒地,而番薯、玉米引种即可大显身手。还有,玉米的耐储存性,极大提高了民间百姓自我抵御天灾的能力,丰收年份的玉米储存起来,可补充歉收年头的口粮;土豆、红薯的淀粉可制作粉条,也可长期储存（古代由于运输能力所限,丰收地区的粮食难以大规模救助歉收、绝收地区的人民）。最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可以缓解人口增长压力,还能促进粮食商品化和农民转入手工业生产;经济作物的引进,则能促进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为手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原料。

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即:四川的客家人为何一直不被称为客家人？他们独特而古老的语言也不被称为“客家话”呢？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首先“客家”称谓的由来是较为晚期的事,虽然这个民系在宋元时期大约就已基本形成,但“客家”一词大量见诸文献还是明末清初以后的事;其次,客家人在南方山地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同样也面临着土著的白眼和排斥，他们数百年的生存境况可谓艰苦的半“隐居”生活。这些“土广东”在西蜀内陆安居乐业,繁衍子孙,他们最初也许还往广东的客家祖地捎上一两封家信,问问那边的情况是好是坏,但时间长了,音信渐杳。加之四川内陆地势封闭,信息沟通十分困难,因此在四川的客家人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居民一样,渐渐淡忘和模糊了自己的来历,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土广东人。

“多半祠堂是粤东,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家家有,冬至齐到拜祖公。”有首《锦城竹枝词》是这样描写的。这也是闽粤赣的客家移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风俗,他们入川后将自己传统的敬祖重孝习俗继承下来,即但凡客家皆建有家祠。这就如同只要看是否为客家,只要瞧一下他屋内摆没摆放神位一样普遍;在一个建有家祠的家庭中,按照传统礼仪,其基本程序为:每天早晨,主人,即是作为家长的男子,必须向祖宗"晨谒";其礼节是:他应该身穿礼服,在家祠的香案前焚香,两拜,就像儿女每天早晨须去向父母请安一样;这是指的主人平时在家的礼仪,是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如果家中男女成员要离开家庭,则必须坚持"出入必告"的规矩;就是说,凡是出门、回家,都必须去家祠向祖先禀告;如果仅仅是到附近走走,出入时只需"瞻礼而行",即男子唱喏,妇女立拜;如果要在外过夜后才回家,则须行与"晨谒"相同之礼;如果主人要远出10天以上,则要开家祠中门,于焚香再拜后禀告祖先;其禀告词一般是:"孝孙将远出,敢告。"在回家时,要行相同之礼,并禀告:"某今日归自,敢见。"这种情景,也与父、母尊长在世时子弟外出应该禀告一样。

客家先辈们很勤快,看重早晚,认为"早起三朝当一",天刚亮即把子女叫来,挑当天的饮用水,挖地种菜,给蔬菜浇水施肥。磨豌豆粉,推玉米粉,一家人的吃用,全靠手工磨出来;小娃娃起来喂磨子,扫地烧火,完后早读;晚饭后,仍是一片繁忙景象,纺纱、织布、打鞋底,宰猪草,喂猪,给猪圈搞卫生;砻谷、筛米,脱玉米籽,理红苕;把一窝窝从地里挑回来的红苕,一根根地剥去泥土,摘下来,以便下窖冬藏;小个子、锄头,好的自己食用,次的喂猪;他们不仅讲勤快,而且讲节省;据一位后生回忆,他的曾祖父一辈子只穿了一根围腰,烂了就补,补了又补;到他曾祖父去世时,这根围腰已四五斤重了;后来把它剥成四层,他祖父4兄弟各拿一层,保留当成纪念品。

他们还坚持在每年清明之前后及冬至之后,备上牲仪、酒醴,到历代先人墓地去祭祀,客家人谓之"挂坟"或"墓祭".在家祠中隆重祭祀祖先,在神位前禀告,是对已逝父母及历代祖先灵魂,表达出一种视死如生的孝顺;在祖墓前辞别,则是面对已故亲人的骨肉,表达出一种生离死别的依恋。另外,土地老爷与狮子龙灯,也是这些离开原乡的客家移民,最不易割舍的东西。是啊！回眸300多年前,那些一队一队跪别宗祠后从原乡出发的迁徙人群,举着“奉旨填川”旗幡,怀揣过关路牌,挑着祖骨和族谱,扶老携幼,披星戴月,望四川而来;落担巴蜀后,他们插占土地,垦田拓荒,生儿育女,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其情何等英雄而慨慷,其势何等宏大而壮丽！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这种难以“割舍”之情,如今也已开始日渐月盛。正在刮起了一股股搜寻宗族姓氏资料,编修新家谱,组建宗亲联谊机构,开展宗亲联谊活动等热浪,此起彼伏。一时间,以寻根为特点的宗族文化,在全国各地城乡又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波涛。时下在四川各地自发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寻根访祖活动:发动族宗编修新家谱者有之;四处发函广搜姓氏源流,寻求祖宗来历者有之；联系原乡,交换族谱,核对世系,联宗会谱者有之;邀请四方宗亲来川访问者有之;组织宗亲访问团,远赴原乡祭祖者有之;出版书刊、开设网页,在同宗姓氏问交流信息者有之......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就这样,在历经了秦灭巴蜀移民5万家、两晋之交李特成都大屠杀僚人60万入蜀、唐末黄巢起义中原人随唐僖宗避乱入蜀、南宋初抗蒙战争上百万陕甘移民入川又遭血洗1200万人亡、元末农民起义江淮湖北50万人避乱入蜀、清初因张献忠屠川民280万后涉及14个省“湖广填四川”达2800万人、抗日战争随南京政府700多万人内迁陪都重庆（为全国抗战300万川军上前线付出阵亡64万代价）、60年代大三线建设军工企业迁川百万人、2000年后兴起的西部大开发全国人云集四川（改革开放后上千万四川民工遍布全国投身建设）,这九次大移民,进而形成了南北东中“天下填四川”的格局。

这中间难免会发生中原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京沪文化、关东文化等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来自全国各种不同省份文化与四川文化之间"五方杂处"的碰撞肯定是持久而激烈的;但碰撞中也就是融合的过程,历经文化的碰撞、冲突与吸纳,像一台巨大的搅拌机一样,最终把一个移民社会融合为土著社会,把形形色色的外省人整合为四川人,进而以推陈出新而区别于原有古蜀文化的——“大气、包容、海纳百川”之新文化脱颖而出。

此乃大气何在？听听当年,从成都石室学堂走出去的中国新诗第一人郭沫若“在太平洋边上的放号”吧:我是一条天狗,我要把太阳来吞了,我要把月亮来吞了……那是何等气魄,何等狂放。翻翻被誉为“中国左拉”的李劼人“大河三部曲”吧,其平实而厚重可以说至今无人可匹敌,其从容深沉的大将风度,令人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慨。而巴金那燃烧了一个世纪的激情,更是体现了这位成都小个子文人无比的良知和勇气,举国举世对他的敬重绝非没有道理。才气勇气,铸就了他们的狂放大气。这正是成都上辈文人最耀眼的特色。

至此,还是以闽籍客家入川的后裔,也是四川最引以骄傲的大文豪郭沫若的诗“凤凰涅磐”之寓意作结:天下填四川,犹如凤凰之涅磐——

涅盘是脱胎换骨！

涅盘是破茧成蝶！

涅盘是浴火重生！

涅盘是潜能发挥到极致！

涅盘就是震撼的美……